读《褚时健传》的一些想法

      无论褚时健先生，生前有多少存在争议的地方，他的优秀品质和行事风格依旧值得我们学习，他的人生跌宕起伏，曾踏足山巅，也曾坠入低谷，而后又绝地逢生。一个人若是庸庸碌碌地活着，我相信是不会有什么人生经验的，而褚时健先生有足够的人生经历，让我们心悦诚服地去学习和感悟。

      褚时健先生于1928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，祖先由外地迁入云南，父亲早逝使他很早就担任起了家里的重担。从小褚时健就喜欢“用脑子做事”，抓鱼能抓得比其它小伙伴多，捡柴也捡得更快，大自然赋予了他最初的灵气和领悟。对待小伙伴非常大方，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他用自家的油来炸抓来的鱼，然后分发给大家吃。要知道油在那个时代非常珍贵，自家吃油就已经非常节俭，更不用说分给他人，而褚时健先生的母亲对此心知肚明却假装不闻不问，等于默许了褚时健先生的做法，在我认为，褚时健先生的母亲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。这个细节让我深深感受到一个人的性格、做事方法和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久而久之，褚时健在村子里就有了很高的威望和说服力，他就经常带着小伙伴集体捕鱼，用作打牙祭，集体的力量也是不可估量的，收获颇丰。父亲逝世后，褚时健为了补贴家用，找了村里的一个煮酒师傅，开始了煮酒生涯。摸索阶段，褚时健煮的酒的数量和其他人不相上下。刚开始，褚时健发现原来用的燃料燃烧效率并不高，并且按照以前的方法，还会浪费许多燃料。于是褚时健改变烧酒的燃料，多次调整，做到了燃烧效率最大化。后来又发现煮酒后期温度不高会造成酒量减产，于是褚时健又多次改变加燃料时间点，在当时的条件下把煮酒效率提到了一个新的维度。而由于煮酒一般在晚上，添柴间隔时间又不短不长，褚时健只得每隔两个小时强迫自己醒来，褚时健对此，只是说“心里想着事，到时间就自然醒来了。”的确如此，我深有体会。

      褚时健先生人生中的第三个贵人，就是他的妻子马静芬。他们的结合体现了褚时健先生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粗枝大叶的一面。当时褚时健先生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，机缘巧合便认识了马静芬。马静芬出生于昆明一个较为富有的家庭，是一个千金小姐，却完全没有无理取闹、颐指气使的行事作风。也许是褚时健的至诚之心，也许是马静芬的细致观察，他们就结婚了，而在此之前褚时健甚至没有想过结婚方面的事情，结婚之后，也如大多数那样，一地鸡毛。对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女性来说，婚姻是生命的全部，而对于年轻的男性，婚姻只是生命的一部分。所有有关婚姻的抱怨和不理解，大都来自这个意识上的分歧，而妻子对丈夫的抱怨，也大都是“不关心，不体贴，不爱、不管”。任何时代皆如此，马静芬和褚时健也是这样。但在褚时健的每一个关键人生节点，都有马静芬在背后默默支持。全心工作的褚时健没有时间照顾家人，孩子只能由马静芬一个人带，褚时健被发配农场时，马静芬认识到此事对褚时健巨大的心理压力，立马坐班车赶到褚时健被发配的农场，她认为一家人生活在一起，再大的压力也能化解，事实也确实如此，褚时健那段时间心理状态格外良好，但实际情况还是很糟糕，褚时健先生知道，只有把自己弄得很累，晚上才能睡得好，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，经历的一些事让褚时健开始认识自己。人，有时候并不太了解自己，必须到特定的环境后，潜在的性格才显现出来，后来在褚时健的企业家生涯中，马静芬也把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做到了极致。

      褚时健的人生中的第四个贵人，是他的“伯乐”普朝柱。起先是普朝柱看到了他的才能，从农场出来后把褚时健调到了一个濒临破产的糖厂。褚时健认为，作为一个企业领导，既要会管人，也要懂技术。以至于在后来的每一个人生阶段，褚时健都在不断学习专业知识，从刚开始的榨糖，到后来的卷烟，再到最后的橙子种植。在糖厂的任职期间，褚时健把整个场子上上下下都改革了一番。觉得榨糖机器设计不合理，就亲自上阵改造。觉得工人积极性不高，就规定产量，按劳分配。多方改革，糖厂的经济效益就上去了，从连年亏本变成了kok投注官网下载地区创收大户。糖厂有了钱，褚时健就开始改善工人们的基本生活，食堂每周杀一次猪，一家人只要出五角钱就能用浇菜的那种大铝瓢，到食堂打上满满一瓢香喷喷的肉。糖厂食堂一周吃一回肉的消息传到县上，县上有些人就说他们日子太好过了，而糖厂的效益也的确可观，工人们干劲十足，闲人也只好闭嘴，褚时健对此是这样说的，“安居，才能乐业嘛。”后来褚时健被彻底平反了，糖厂准备再上一条新的生产线，工艺更加复杂，这意味着糖厂的生产又将更上一层楼，而褚时健也要离开那里了。褚时健在糖厂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目标，仿佛自己可以一直这么风风火火地干下去。但有的时候，人生充满了变数，一条直路走着走着也许就会突然转个弯，又有了下一个目的地，褚时健被调到了玉溪卷烟厂，又是一个机构臃肿，生产力低下，效益极差的厂子。玉溪卷烟厂的工人一直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，工作时间长，却没有生产效率，也没有时间顾及家里，工厂也十几年不变，一直就那么几幢房子，家里也没有什么变化。没有变化的日子太久，好像永远都不会有变化，人们都麻木了。职工生活条件极其糟糕，有的甚至祖孙三代挤在一间28平米的小屋里，只能靠帘子隔间避免尴尬。而褚时健一家刚开始来，也只是住在一间破旧小屋里，甚至转不开身。卷烟厂的底层领导们也已麻木，对新来的领导有本能的排斥反应，毕竟多年领导调动，厂子还是那个样子。褚时健这么胆大的人，到了这里也是有些害怕的。职工们工作不积极，褚时健就规定产量，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。当时厂子里出品的是市场上最便宜还没人买的烟，褚时健刚开始意识到是卷烟机器的问题，于是多方协调，贷款购买一流的机器，而后又从美国进口卷烟机器，这期间普朝柱的功劳也不小。烟的质量上来了，效益也提高了，大家以为这就万事大吉了，而褚时健知道还不够，认为烟的品质还不够优秀，又找到了另一个原因--烟叶原料。当时的烟叶是从各个农户家分别收来的，质量参差不齐，且大多数较为劣质。褚时健又马上飞去美国，走访各个烟叶农场，学习他们的种植技术和规格要求。见到了好的东西是什么样的，褚时健立马回国进行改革。与烟农签订协议，规定烟叶规格。这些事情当时都遭到了冷眼和反对，可也就这么做了下来。而也确实，褚时健是对的，玉溪卷烟厂效益连年上升，从濒临倒闭的厂子变成了全国纳税大户，烟叶质量和美国优秀烟厂平齐甚至超越。此时，褚时健仍然不忘“安居乐业”信条，为职工们建公寓，建医院，建学校，职工生活水平显著提高，曾经不敢说自己的单位，而如今想四处宣传自己在玉溪卷烟厂。这一方面是褚时健在为职工谋求福利，一方面也是褚时健用人的大智慧。父母生活有着落，孩子教育有保障，职工就全身心投入工作，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，而当年的贷款与卷烟厂一年的收益相比只是九牛一毛。而关于卷烟的价格，褚时健的信条则是“大众市场，不搞高价自杀”对作为生产者的烟农，作为经营者的烟草营销公司，对消费者，褚时健一直在让利。确实啊，要想做成一件事情，必须让相关各方都能够利益平衡，都能从中获益。适当让利，常常会获得更大的利益。权倾烟草界的时候，褚时健觉得自己并不快乐，那段时间对于谁是真正的朋友，他仿佛失去了评判标准。普朝柱作为褚时健的老友和“伯乐”，行事作风以稳健著称，不轻易对人、对事作出判断。他和褚时健之间有足够的默契，褚时健的做法，向他稍作解释，普朝柱很快就能判断出事情的利弊。朱奎也在关键时刻帮助了褚时健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也许玉溪卷烟厂就是另一个样子了。只是历史不容假设，发生了就是合理的。

       后来，一番波折后，身居低谷的褚时健种起了橙子。资金，没有，曾今的朋友主动向他提供，甚至不需要他还；经营企业的方法从小处讲千变万化，从大处则万变不离其宗，经营褚橙和经营烟厂、糖厂，褚时健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，搞好品质，做好后勤，平衡利益。诚然，褚橙的成功有褚时健名人效益的一面，但更多的是褚橙的品质，名人效益之所以为能被使用，是因为它能使人信服，在有无数选择的时候，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他们熟悉的、信任的，而褚时健的名人效益也确实没有让消费者失望。倘若只靠名人效益，没有品质保障，褚橙上市第一年的确能大卖，而后几年，消费者就不可能买账了。“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人哪，都要有一颗敬畏之心，自然规律、市场规律都要遵守。人当然要努力，要全心全意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但同时也要实事求是，走得两步，停下来想一想，以后的路才不会错。”褚时健先生曾这样说过。